大龄剩女的婚恋心态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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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模式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野渡自渡人




　　所谓政治模式 （political model）是对某个或某类社会具体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和概括。其实人们很早就开始研究这一政治现象，但只是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诞生后，政治模式概念才比较明确并得到广泛运用。当今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治可谓千变万化，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政治模式，即民主政治模式，威权政治模式和阿拉伯世界政治模式。民主政治模式主流在西方，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威权政治模式在东方，以中国、朝鲜为代表；阿拉伯政治模式在伊斯兰世界，以叙利亚、伊朗为代表。


　　中国的政治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一党专制，在今天不断成熟的权力交接模式中，其政治表现形式是定期的更换领导人而不更换执政党；西方政治模式是两党（多党）竞争模式，往往会定期地更换领导人同时更换执政党；而传统的阿拉伯世界政治模式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三种模式相互比较，西方的模式可以实现制度的灵活性，但却很难实现制度的稳定性。阿拉伯世界则具有制度的稳定性，但却缺少政治体制的灵活性。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模式似乎稳定性和灵活性二者兼具。

　　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虽然兼有其他两种制度的优势，但这个所谓优势，也仅仅是单纯从体制表面来说的，至于从体制内在运行逻辑来看，个中问题却要比上述两种体制复杂得多。也就是说，在中国表面光鲜的政治体制内部，时刻都隐藏着深重的政治危机。


　　各国由于国情不同，所以并不存在完全照搬他国的政治模式。比如美国模式今天受到世界推崇，但是那些对美国模式照抄照搬的发展中国家中却鲜有成功的范例。西方民主模式我们固然不能机械效仿，对于国际共运史来说，抄袭苏联模式同样害国误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俄政治模式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民主选举的合法性问题，正是当初“走俄国人的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危机。


　　苏联政治为什么具有不确定性，在于其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特色所决定的。前一阶段，也就是列宁主义阶段，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列宁暴力革命理论，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的嗜血性，从而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道德的正义性。因此彼时的共产主义革命无疑具有先进性的。所以直到二战结束，世界各地掀起的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客观上都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后一阶段，也就是斯大林晚期直到苏联东欧解体。在东西方政治体制无情对抗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最后嬗变成为政治体制发展的败笔，这其中苏东波集团内部惨绝人寰的斗争，中国毛时代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及两个世界的冷战对峙，几乎陷全人类于毁灭的历史边缘。就此来说，苏东波集团土崩瓦解，中国体制摆脱苏联僵化模式的深层改革，自由世界普世价值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无形中挽救了全人类的命运。


　　然而苏俄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学生——中国政治至今无所适从。苏俄政治前期的合理性与后期的非法性，为政到底何去何从，一直成为魔咒笼罩在中共头上。毛时代的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吃亏受罪的是中国人民；邓时代的脱苏入欧市场经济模式，受益者也是中国人民。但是由于邓本身意识形态党派出生，不可能甩掉拐杖走路。因此客观上决定邓改革奉行的“打左灯，向右转”做派是走不了多远的。如果没有旗帜鲜明的政治体制改革，左派文革思潮是随时可以复辟的。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本届政府高调政治向左，经济向右改革，就是当年邓不彻底改革后遗症的结果。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现代国际社会合法政权的标准必须是民选政治。对于民选政治模式，通常有直接选举模式与间接选举模式两种。直接选举模式显而易见是典型民选政治，这里就不加赘言。而所谓间接选举模式，却是问题复杂很多。萨达姆、卡扎菲政权，当年也标榜民选政治，而且对外号称几乎100%民选支持率，但这种典型的愚民政治和他们自身命运一样终究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中国的选举情况当然要复杂很多，但是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老百姓手里没有选票，或者说所谓间接选举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作秀游戏。接班人制、任命制、对上负责制，最终导致了民众对官场选举的漠视，因而也就客观暴露出这种体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于是最后的结局便是，为了求证体制的合法性，中国政府一方面竭尽全力忽悠国内民众，标榜现行体制是代表全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对外则用宪法条款和所谓依法治国说辞靠拢西方世界，忽悠国际舆论，从而求得国际社会对于所谓新型共产体制的青睐。然而，这种演绎三十年，花钱费力不讨好的游戏，却始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现行自由世界逻辑是“钱照收，脸照拉”，特别是今天英国卡梅伦首相所玩弄的变脸游戏，更是给当局一记无声闷棍。这种依靠忽悠维系起来的体制模式，即使在国内，除了铁杆五毛，也就是一些心怀叵测之辈对其涂脂抹粉罢了。


　　最近上头又开始了新一轮全党学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以便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当然，从为政者角度来说，在没有更好的靴子可穿时，那只破旧靴子也就只好将就将就。一切总比光着脚走夜路强吧。


　　今天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经济速度的超水平发挥，国内通过巨额维稳造就的安定政治局面，一切似乎为当局佐证政治制度合法性提供了保障。为此三中全会定调，本届政府最大的魄力，就是一改上几届政府模糊政治理念，甚至于完全抛弃小平时代摸石头韬光养晦做派，敢于高调向世界宣布所谓“两不走”、“三自信”，其中底气肯怕就来源于打经济牌的功效。在自由世界经济危机无限蔓延的今天，这也许就是毛左们宇宙理论吹嘘中国政治体制无比优越的本钱吧。


　　一切似乎预示着改革开放将沿着权力当局既定的方向，在特色道路上高歌猛进。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过往预期目的，只要国内内政稳定，国际上不发生战争，经济发展就自然会水到渠成，伟大复兴中国梦便指日可待。事情真的会如此简单吗？今天中国政治模式最大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


　　通过对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公报的理解，结合当今国际国内社会实际，今天中国政治模式最大的危机应该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利益集团腐败政治危机，二是国际政治军事斗争危机，三是国内中产阶级政治诉求危机。


　　首先看看利益集团腐败政治危机。这个问题在两份报告中虽然语焉不详，但是从当权者在不同场合表态中，可以看出腐败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历史关头”。凡事有其果，必有其因，腐败势力的做强做大，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无疑是党和政府多年来养痈为患的结果。而政治暗箱操作，经济寻租泛滥，社会监督缺失，官员财产不公开，久而久之是现行政治体制在自废武功。尽管新政府高举反腐大旗，号称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年时间鲜见有十五名省部级贪官落马，但对于民众的期望，对于举国皆贪的官场来说，肯怕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了。在没有民主监督，缺少权力制衡，贪污腐败猖獗情势下，对于沿袭苏俄体制的政治模式来说，腐败现象为苏东灭亡掘开了墓穴，同样也在为中共政治敲响了丧钟。


　　其次是来自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中国政权的外部军事颠覆和内部和平演变。这个话题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所言甚少，但客观事实还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自由世界要武力颠覆和平演变中国？


　　众所周知，当今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有185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也就是说，这185个国家已经标明是民主政治国家。剩下的8个国家，除了中朝古越四个社会主义体制，就是非洲几个穷得叮当响的独裁国家。试想一下，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头羊，美国政府岂能容忍体制外异教徒猖獗于世？况且与苏联冷战的惨痛记忆，全世界人民心有余悸。这也就是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刚一划定即遭到全世界一致反对的深刻原因。一个不受国际法控制的庞大恐怖国家，一个在国内为所欲为的专制体制，一个蔑视人民生命权利的政治集团，如果任意让他做大做强，第二个苏联岂不是呼之欲出？就此来说，除非和平演变，否则不光是中日，就是中美，甚至中国与北约集团必有一战，战争结果不是人类的毁灭就是专制体制的彻底败亡。


　　再次就是国内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中的政治诉求问题。这个问题说透了就是要不要实现民主政治问题。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庞大，必然导致一场革命性变革。据相关测算，到2020年全国中产阶级人数将占总人口的40%，这当然是好事，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中产阶级的强大，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其必然会产生更多更广泛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对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腐败蔓延的不满，届时权力当局过往那种传统政治模式如愚民政治、驭民政治、忽悠政治肯怕是再也找不到贩卖对象了。


　　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肯定会向当局要分享权力，不但要求彻底开放市场，分享经济权力，同时要求放开选举，向利益集团索要政治权力。现在的问题是，在有限的权利架构面前，面对新型中产阶级几乎无限的政治诉求，对于长期把持朝政，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当局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正所谓一着不慎，必然面临满盘皆输。所以对于权贵利益集团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既有利益，拱手放权的。如此来说，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如果在和平过渡无望条件下，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到那时，玉石俱焚，肯怕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苏联东欧国家发展七十年剧变，也许建国“七十年”会成为一个迈不过去的坎。那么在有限的不到十年的时空里，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与所谓特色道路改革进程在并行发展竞争着，谁将先一步取胜？


　　今天在权力当局既有的思维模式中，高速发展经济，掩盖各种国内矛盾，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成为无可奈何的选项。通过这种手段，最后从所谓初级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至于消除一切社会矛盾成为最实用的“鸵鸟政策”。但当我们把这个“鸵鸟政策”剖开看，其实质也就是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渡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这样在不断发展中寻找平衡点，从而证明当今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稳定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队伍。


　　也许从政治角度来说，现行体制更像一个赌徒，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只许赢，决不许输掉，否则将万劫不复。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城镇化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来说，再明显不过。今天的房地产问题，显然不是上届政府所谓经济发展支柱问题，俨然它已经变成活脱脱的政治护身符。然而对于为政者来说，世界上哪有永远高速发展不会停滞的经济？即使你无限制地大印钞票，无节制地大搞开发，无原则地统计造假，无理由地忽悠民众......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必然有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一天，到那时，何处还有佛脚可抱？


　　好在今天美国的经济危机，欧盟的经济危机，给当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机遇，当局可以利用这个机遇，有效规避来自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从而放开手脚整肃国内民主派势力。这就是今天国内改革停滞，政治向左，维稳加强的深层原因。

　　特色道路发展，朝鲜集权专制模式是最终归属；民主体制壮大，普世民主宪政是必然结果。现在中国中产阶级最大的失误，就在于知识分子自命清高，如同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那样。特别是盲目网络世界民主意淫，与底层芸芸众生理想现实世界相分离。这也就是毛左们今天如同打了鸡血般高潮兴奋的原因。但必须看到的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普通民众民主素质的不断提升，终将使一切不可能变成现实。

　　也许是过去那句老话“饱暖思淫欲”吧，国内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各种思潮的泛滥，各种势力的崛起，与当局分享政治权力必然成为未来紧迫的现实问题。现行体制过往那种对舆论管、卡、压运动模式，对异见人士动辄以“新黑五类分子”贴标签做法，肯定会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严重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军事发展的模糊性，中国要渴望获得前三十年那般利于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肯怕再也不可能了。中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于中国的某种期望，也即是期望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最终会与自由世界普世价值并轨发展。但是，今天权力当局已经举起了左派旗帜，鲜明告诉世界：普世“邪路”绝不走！于是意识形态矛盾将重回国际斗争主要矛盾。这就是今天美国进军亚太，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一致说“不”的根本原因。

　　政治是政治家的春药，政治斗争同样是为政者的迷魂汤。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政治权力斗争结果一再告诉我们，桌面上的政治，从来都是斗不过桌底下暗箱政治的。这也许成了中国历史的政治魔咒，但或许政治斗争的魅力就在于此。因为在没有法治约束，没有宪政规范，没有高素质政治家和政治智慧，依靠农民政治、强人政治、专制政治、独裁政治，最终国家动乱，受害的一方永远是老百姓。当然，今天特色道路改革政治如果能够顺利发展，一切如果皆如人所料，所谓中国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甚至政治模式能够成为举世楷模，并且旗帜鲜明地占领自由世界阵地，那对我们国家、民族发展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朝鲜金三胖最近血洗顾命大臣，甚至连亲姑父张成泽都被罢免，可见专制权力阴谋斗争的险恶。为此我们必须弄明白的是，所谓政治斗争在威权国家似乎永远具有不可预见性，最终可能将导致正常行驶的列车出轨甚至翻车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这当然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结局。就此来说，和平过渡再好不过，流血的革命，狂飙的运动，激进的暴力是任何人都会反对的。


　　美国副总统拜登先生何等高人？在3日上午会见在野的日本民主党主席海江田万里的时候，悄悄地透露了自己的心迹：“主席正处于事业起步的艰难时期，我不能给他添麻烦。”不管言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我们听者却应该有心，因为中国的事情，也许原本就是这样。


　　（12月5日于野渡阁）